文化英雄。作为一个独树一帜的具有反叛精神的文化偶像，电影似乎说的是他愿望如此单纯，却面临如此沉重的包袱和尴尬的处境。作为一部扮演的、以舞台代替现实的虚构传记片（后面主动暴露了那个虚假的家只是舞台布景），人物意图却只是单纯的求真（他认为他拍的戏太假，他的父亲和忙碌的人群太假），以及最本质生理需求（偷白菜，要钱只为了吃拉面，享受阳光和自然，在精神病院讨烟、吃完带鱼），当他发现他从事的作为可以求真的艺术（影视话剧）是虚假的，转而投身摇滚乐，没有机会表演、改变世界，只能终日听歌。到这种简单的奢望被贴上了非正常人的标签，最终被送往精神病院改造。他的尴尬在于，他的叛逆始终处在父母的监控中、家庭伦理的约束下，帝都、国家机器的规训下，哈雷只能用二八车代替，一代人的偶像只是“装酷”外国人的儿子，最终仍没活路